12月10日,是凌蘿達教授的百歲誕辰,我們謹以此文向凌蘿達教授致以誠摯的祝福和崇高的敬意!


抗戰歲月 歌樂山上艱苦求學


1920年12月10日,凌蘿達出生于異國他鄉——日本廣島江田島市。自小她便對生物學產生了濃厚興趣,院子里未萌出的小芽、含苞待放的花朵等,都是其觀察的對象,這也為她后來選擇人體生物學即醫學奠定了基礎。


凌蘿達早年于南京金陵大學女子附中學習農業,其長姐是當時協和醫院的一名婦產科醫生,受她影響,凌蘿達對婦產醫學的興趣愈漸濃烈,之后棄農學醫,就讀于國立上海醫學院(現復旦大學上海醫學院),開始了對醫學的畢生學習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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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醫時期的凌蘿達


抗戰全面爆發后,國立上海醫學院作為當時國內唯一的國立醫學院,為了保存醫學的火種,開始部分內遷。1939年9月,凌蘿達和同學們在老師的帶領下,于戰亂中乘火車、坐小篷船,從上海經越南到云南,穿過日軍的封鎖線,最后來到重慶歌樂山,就此開始了她與重慶剪不斷的情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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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蘿達與老師同學們在重慶歌樂山


戰時的歌樂山,生活條件十分艱苦。據學生后來回憶,歌樂山時期上醫學生患肺結核的約有15%,以至于當時有句流行語:“一年級戴眼鏡,二年級備痰盂,三年級就咯血,四年級睡棺材。”戰亂中求學的日子讓凌蘿達刻骨銘心。她與同學們一起吃著有砂石的米飯、省著不亮的煤油燈看書,學生之間最搶手的不是米和油,而是從上海帶來的影印外文專業書。正如古人所言,“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艱苦的生活條件并沒有削弱凌蘿達學習的熱情,反而造就了她百折不撓的毅力和堅強不屈的意志品質。她求知若渴、埋首苦讀,一直堅持到抗戰勝利才回到上海。


再赴重慶 披荊斬棘建設重醫


20世紀50年代,為改變沿海與內地經濟發展不平衡、高校布局不合理的局面,黨中央、國務院作出了支持大西南的決定。當時的重慶,工業發達、貿易興隆,加之人口稠密、病種繁多,醫療預防任務繁重,急需建立一所高規格、高水準的醫學院。由此,便產生了抽調上海第一醫學院部分力量西遷重慶,建立重慶醫學院的戰略部署。


此時的凌蘿達,正就職于上海醫學院附屬婦產科醫院,也就是著名的上海紅房子醫院。經過嚴格的培訓,她已經從住院醫師一路成長為主治醫師。1958年夏天,為了響應黨的號召,凌蘿達將患有哮喘的二兒子石應廉留在上海由婆婆代為照顧,自己帶著大兒子石應康和女兒石應珊溯江而上,奔赴重慶參與重醫附一院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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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上醫婦產科醫院歡送凌蘿達(前排右一)等支援重醫建院的醫務人員


八月的山城,火傘高張,凌蘿達身背行囊,手牽兒女,沿著朝天門碼頭陡峭的階梯艱難前行,當她再次踏上這片曾經熟悉的土地,她清楚地意識到,從今以后的漫漫歲月,她將擁有一個新的身份——重醫人。讓她感到欣慰的是,她并不是孤身一人,她的愛人——我國著名兒科學專家,時任上醫兒科醫院副院長石美森,早已在兩年前,作為首批援建重醫的帶頭人,先一步到達重慶,并出任重醫兒童醫院首任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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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凌蘿達和石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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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美森赴渝前夕,一家人在上海合影


當時的重醫正在如火如荼的建設中,周圍都是成片的農田、泥濘的道路和荒蕪的土地。“當時,載著我們的公共汽車從朝天門到解放碑繞圈轉過,最深的印象就是重慶好熱,解放碑好高,而重醫好偏僻。”多年后,凌蘿達的女兒石應珊憶起當年隨母親初到重醫時的情景,仍歷歷在目。顯然,從上海到重慶,對年幼的孩子來說,落差是巨大的,“在上海時,我們家住在上醫附近的徐匯區小木橋路旁,門前有好大一塊草地,夏天也不那么熱,床底下總是堆著甜甜的西瓜,還有母親時不時帶回的冰淇淋和城隍廟小吃……”石應珊回憶,來到重慶后,面對簡陋的新家,她和哥哥一度非常沮喪,然而母親卻沒有任何抱怨,一如從前,繼續全身心投入到她所熱愛的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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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蘿達初到重慶時,一家人合影


對于凌蘿達來說,困難并非不存在,從繁華的上海到相對落后的重慶,環境、教學、生活都發生了巨大的改變,她要克服的困難遠遠超乎孩子們的想象。可是沒有什么比抓緊時間建設一所服務西部人民健康的醫學院更迫切的了。要從無到有建設一所醫學院并不容易,凌蘿達就這樣與一家人擠在狹窄的宿舍樓里,起早貪黑,在開展高強度工作的同時,有時還要加入到學校基礎設施建設的勞動之中。即便是這樣,凌蘿達也絲毫不覺得辛苦,她內心唯一的信念就是要把學校和醫院建設好,不懈的堅持和執著的奮進似乎讓苦難也變成了前進路上的甘甜。


深入基層 開展5萬人次防癌普查


凌蘿達是一位思想解放,具有求實精神的女性,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她總是勇闖新路。早在上海紅房子醫院工作時,凌蘿達就關注著女性骨盆的形態學變化,并用X射線研究骨盆徑線。到重慶以后,她繼續關注產科骨盆研究,并對骶骨形態在產科臨床上的意義進行深入探究。


20世紀60年代初,凌蘿達深入到基層農村進行防癌普查,走遍了四川和重慶的山區,同時從各個基層醫院收集了大量的病例片,開展了5萬人次的防癌普查,查出官頸癌近百例,并進行了手術治療,使手術治療官頸癌在重慶得以開展,也帶動了西南各省逐漸開展手術治療早期宮頸癌的工作。在那半年多的時間里,凌蘿達看了幾萬例的片子,導致視力急速下降,一下近視到400多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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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蘿達(左一)指導年輕醫生


在普查過程中,她發現四川女性個子矮小,即使胎兒頭位,也容易出現分娩困難,因產傷引起的子宮脫垂和尿漏糞漏非常常見。目睹了眾多女性分娩生產的痛苦,讓凌蘿達更加堅定了深入研究難產的發病機制和防治措施的決心。她苦苦思索研究,希望能找到一個適用于基層醫師判斷頭位是否難產的方法,這是減少頭位難產并發癥的重要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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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蘿達(左三)查房


凌蘿達在工作中的勤勉負責令很多人贊嘆。1960年,正值三年經濟困難時期,懷有身孕的凌蘿達考慮到家里已然不堪重負,原本不準備要這個孩子,卻偏巧趕上一位同事生病,凌蘿達必須幫忙代班,繁忙的工作讓她錯過了流產時間,這才留下了孩子。在她懷孕期間,受自然災害影響,生活條件十分艱苦,營養匱乏,可她卻仍然堅持工作,在分娩的當天上午,她還為一個產科癌腫病人進行了大手術,術中她出現宮縮,仍堅持做完,下手術臺后不久,小兒子石應良就出生了。


凌蘿達的大兒子石應康曾回憶,當時為了應對艱難的生活,他們在房前屋后栽種牛皮菜和空心菜,以果饑腹。然而年幼的小弟石應良還是因為嚴重缺乏營養,患上了典型的佝僂病。讓人感佩的是,作為兒科系主任的父親石美森在給學生講營養不良的課程時,常常帶著石應良去示教,演示佝僂病的癥狀與體征。


1962年8月,重慶市第四人民醫院正式劃歸重慶醫學院管理,成為重醫附二院,凌蘿達調任附二院婦產科主任,領銜建立重醫附二院婦產科教研室。當時的婦產科還沒有B超、胎心監護儀、心電監護儀等先進儀器設備,孕婦生產主要還是通過自然分娩,難產依舊是當下較為棘手的難題。在如此異常艱苦的條件下,凌蘿達并未退縮,反而干勁沖天,更加爭分奪秒地工作。她帶領圍產研究室的同事們一起,排除萬難,專注發展,將科室一步步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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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蘿達與學生在實驗室


不懈研究 在全國首次提出“頭位難產”學說


凌蘿達在《在婦產科領域奮斗六十年》一文中提到:“20世紀70年代,在教學基地(地區醫院)連續發生了兩例頭位難產,產程均在30小時以上,負責的醫生都未能認識到,只認為產程長了些,產婦送到醫院時檢查胎心還都正常,即決定做剖宮產。但向家屬交代清楚無法保證胎兒存活,果然兩個嬰兒都在出生后幾分鐘內死亡。”這讓凌蘿達更加意識到普及頭位難產的迫切性與重要性。


在經過多年對難產的不懈研究后,1976年,凌蘿達終于在國內率先提出了“頭位難產”學說。不久,凌蘿達又根據分娩的三大基本因素,應用模糊數學理論創立了頭位分娩評分法以及評分法的處理細則,較好地預計分娩的預后,及時發現頭位難產。1978年,在《中華婦產科雜志》復刊后第二期,凌蘿達就發表了《頭位難產和頭位分娩評分法》一文,將頭位難產介紹給廣大的婦產科工作者,避免以后母嬰再受到不必要的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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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代,凌蘿達在手術臺上


現在產科領域的許多醫生都是看著《頭位難產》成長的,然而很少有人知道“頭位難產”理論提出初期,在中國婦產界并沒有得到普遍的認同,就連在當時的重醫也存在兩種授課形式:一系學生異常分娩不講授“頭位難產和頭盆評分”;二系學生異常分娩重點講解“頭位難產和頭盆評分”。為此,凌蘿達在全國奔走講學,推行“頭位難產”理論,和國外專家討論,并出版《頭位難產》英文版,希望能為更多難產產婦解除病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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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蘿達四處奔走講學


20世紀80年代,由衛生部委托重醫附二院舉辦了五屆全國難產學習班,主要介紹了頭位難產。學習班每期約100人,但遠遠不能滿足基層產科工作者的需要。于是凌蘿達又親自走訪各地,舉辦難產學習班20余次,培養了全國各地的產科醫生。“學習班人數最多的一次是在山西省太原市,由于當地領導的重視,有600多人參加了學習班。學習班為期1周,每日上午講課,下午解答提問,得到了學員一致肯定。”凌蘿達在回憶錄里寫道。在她的不懈努力下,頭位難產和頭盆評分逐漸得到國內外產科界的關注和認可,享譽國內外,指導了無數產科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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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期全國難產與圍產學習班開學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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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全國第五屆難產與圍產學習班(前排右七為凌蘿達)


“頭位難產”理論的提出成為我國難產學術領域重要發展標志,具有指導臨床實踐的現實意義,其推廣應用挽救了無數在死亡線上掙扎的產婦和圍生兒,也奠定了重醫附二院婦產科在業界舉足輕重的地位。90年代,“頭位難產”理論獲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凌蘿達也被評為中國有杰出貢獻的產科專家。凝聚凌蘿達畢生心血的《難產與圍產》《頭位難產》《難產》等難產專著相繼出版,成為產科工作者必備的參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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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蘿達著作


值得一提的是,70年代后期,凌蘿達利用赴美探望母親的機會,了解美國先進的醫學研究和醫療技術。美國的同行送給凌教授一個A型超聲波儀器,她如獲至寶,不辭辛苦地將其扛回醫院,就此開始了胎頭方位與骨盆關系的研究,也在中國開啟了超聲在婦產科領域里應用的研究,該研究是計算機在產科診斷方面的新突破,在國內外均處于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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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蘿達《難產》英文版手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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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后,凌蘿達仍堅持對難產理論與實踐的經驗總結。2006年,她已是86歲高齡,一本匯集了她近60年臨床經驗和科研成果,并吸納了國內外最新資料,編寫而成的具有完整難產理論體系及實踐經驗的著名專著《難產理論與實踐》(中、英文對照本)終于出版,奠定了中國產科領域在國際上的領先地位。2012年,92歲高齡的凌蘿達榮獲中國醫師協會婦產科專委會授予的“林巧稚杯好醫生”稱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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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難產理論與實踐》(中、英文對照本),凌蘿達著


一半心思做母親 全部心思做醫生


凌蘿達曾說:“作為一名醫學科學工作者,就要有執著的精神。”從踏進婦產科領域的那天起,凌蘿達便開始了畢生的探索與追求。在女兒石應珊看來,凌蘿達在“做母親”這件事上只做到了一半,而在“做醫生”這件事上,卻用上了全部心思。


石應珊到現在依然十分排斥穿燈芯絨布料的衣服,這其中的緣由卻折射著凌蘿達作為一名醫者的可貴品質。在石應珊8歲時,母親就為她準備好了大小不一的3套燈芯絨外套,她當時怎么也沒想到,這三套衣服她一穿就穿到了成年。除了燈芯絨,就是一些最簡單省事的衣服,石應珊上學期間一直很羨慕其他同學。“那時候,好多同學都穿細布的藍褲子和白襯衫,但母親給我和哥哥準備的,卻只有白色麻布制成的衣服和染成的藍色褲子,印象中那些衣服總有些黃黃的。”石應珊說,“母親就是這樣,她將全部心思都放在了工作和病人身上,對家里的事兒管得特別簡單,她是我們的母親,更是大家的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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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應康還記得初到重慶時,父母都忙于工作,常常無暇顧及他和弟弟妹妹的日常生活。“那時父親工作的兒科醫院位于市中心,距離校本部附近的附一院乘車也需1個多小時,他平時很少回家,周末又常常開會。”石應康在《我的父親與母親》一文中回憶,雖然父母常年忙于工作,很少照顧家里的日常生活,但卻非常重視孩子們的學習環境。石應康和弟弟妹妹都被送到市中心最好的小學——人民小學就讀。那里環境幽雅,學風好,絕大部分學生為寄宿住校學習。學生每周六回家都要帶上“光榮冊”,上面分十幾項記載著學生在校一周的學習和生活表現,家長必須閱覽并簽字。“記得那時檢查和簽署‘光榮冊’成為父母與我們交流的重要時光,家長簽字大多由父親完成,借此了解我們的學習和成長情況。”


事實上,凌蘿達一直想盡可能多的給家人一些關愛,盡管常常被工作絆住了手腳。在沒有工作的周末,她常常要抽空帶孩子們出去游玩。石應珊至今記得一家人在鵝嶺公園郊游的情景,她記得公園里有一棵郁郁蔥蔥的大樹,記得樹下母親的身影,記得在那里和母親一起度過的歡樂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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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年代末,凌蘿達和兒子石應康、女兒石應珊在重醫附一院留影


1966年,凌蘿達的愛人石美森在文革中不幸離世,留下四個孩子與凌蘿達艱難度日,當時他們最大的孩孩子才15歲,最小的兒子年僅6歲。石美森的驟然離世對凌蘿達的打擊非常大,當時已經12歲的石應珊已經初懂世事,她回憶:“父親剛去世的那段時間,母親常常在夜里獨自一人在床邊默坐著,怔怔地盯著窗戶,我很擔心她會跳下去,心里害怕極了……”后來凌蘿達又被關進牛棚里面,身體和精神都備受折磨,石應珊很難想象母親是怎么熬過那段時間的,“我想是因為我們四個孩子和她熱愛的婦產科事業,才支撐著她走了過來。”那之后,也許是為了忘記這段傷痛,也許是為了從熱愛的工作中尋找慰藉,又也許是為了給孩子們創造更好的生活條件,凌蘿達更加全心的撲到工作上,這才有了后來享譽國內外的“頭位難產”理論的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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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凌蘿達全家福


都說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凌蘿達和石美森在潛移默化中已經深深影響了孩子。他們的四個孩子中有三個走上了學醫的道路,大兒子石應康畢業于華西醫科大學,獲胸外科碩士研究生學位后就職于華西醫科大學附屬華西醫院胸外科,任華西醫院胸外科主任,后升任華西醫院院長;女兒石應珊從四川醫學院畢業后考取母親凌蘿達的研究生,延續她的頭位難產研究,后又出國深造轉向兒科,創建了“中國兒童醫療之家”網站,現任美國芝加哥大學醫學院科墨(Comer)兒童醫院普兒科主治醫師,重慶醫科大學兒科醫院、附屬第二醫院客座教授。談及從婦產科學轉向兒科學,石應珊感慨道:“父親和母親對我的影響都是巨大的,無論是受母親影響學習婦產科學,還是受父親影響轉向兒科學,現在回頭看,我走過的每一步仿佛冥冥中自有安排,都是最好的路,也都是對的路。”


人生百年,俯仰之間。從風華正茂到霜雪滿頭,一路走來,凌蘿達歷經風雨而初心依舊。她將一顆火熱的心獻給了重醫的發展,獻給了婦產科學,獻給了祖國的醫療衛生事業,鑄就了崇高而偉大的西遷精神。在凌蘿達教授百歲誕辰之際,我們從她的故事里,看到了生命的火熱,得到了精神的洗禮,觸到了人生的奧義。無論時光如何流轉,她的成就將永載中國婦產科學發展史冊,她艱苦奮斗、鍥而不舍與終生奉獻的精神將永遠鼓舞人心,指引著新一代重醫人不忘初心、接續奮斗,帶領重慶醫科大學邁向更高更遠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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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蘿達(1920.12.10-  ),浙江杭州人,我國著名婦產科學專家。1945年畢業于上海醫學院,曾任上海醫學院附屬紅十字會第一醫院助教、住院醫師。1958年,西遷參與重慶醫學院及其附屬醫院建設,歷任重醫附屬第一醫院婦產科副主任、附屬第二醫院婦產科主任,領銜建立重醫附二院婦產科教研室。擅長診治瘺管和難產,在全國首次提出“頭位難產”理論,并提出了頭位分娩評分法,較好的估計分娩預后,及時發現頭位難產。主編有《難產與圍產》《頭位難產》《難產理論與實踐》(中、英文對照本)等著作,撰有《頭位難產與頭位分娩評分法》等論文。1981年、1982年兩次獲全國三八紅旗手稱號;90年代初,被評為中國有杰出貢獻的產科專家;2012年榮獲中國醫師協會婦產科專委會授予的“林巧稚杯好醫生”稱號。


鳴謝:石應珊女士在本文整理過程中接受采訪,并提供相關圖片,特此感謝!

圖片

本文文字綜合整理自以下著作和文章:

1.《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寬仁醫院)志,重慶大學出版社,2012年

2.《中國當代醫學家薈萃》(第四卷),吉林科學技術出版社,1990年

3.《心系萬家婦孺 她帶上一雙兒女踏上西遷之路——記我國著名婦產專家凌蘿達教授》,重醫附二院,2020年

4.《在婦產科奮斗的六十年》,凌蘿達

5.《讓頭位不再難產》,胡麗娜,2019年

6.《我的父親與母親》,石應康


策劃:黨委宣傳部

文字整理:宗華月

排版:黃泳琪